“7月13日，晴，下午雨。我军直及十六、（十）七师，上两坡、下高岭，到达绒玉宿营。掉队现象极严重，昨日我模（范）师亦到达鱼头寺。（110里）。”

“7月14、15日，我军在绒玉休息筹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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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长征途中，先后担任过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子意将军在日记里写下的话。绒玉就是今天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灯塔乡。

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忠瑜教授说，除了张子意，还有关向应、陈伯钧、左齐、王恩茂等红军将领，都在日记中记录了红军长征过班玛时的艰苦历程。

1936年6月下旬至7月上中旬，红二、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后，踏上了北上征途。

1936年7月3日，由李先念率领的左纵队先遣军率先进入班玛，随后由朱德、任弼时等将领率领的红军总部及其所属部队，由陈伯钧、王震、罗炳辉、袁任远率领的红六军、红三十二军，由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总部及红二军相继进入班玛。

在班玛，红军活动了大约25天。

红军将士到班玛

张子意将军的日记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周忠瑜介绍，张子意将军的长征日记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1936年7月10日至12月5日期间的内容，日记对研究红军在班玛的事迹非常重要。

张子意在7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草地雨季天气真坏，晴雨无定，冷热时变……”

班玛县平均海拔4093米。到达班玛的三万多名红军战士大多来自平原以及贵州等地，他们首先要应对的就是青藏高原高寒的气候和多变的天气。

独臂将军左齐在红军过班玛时，曾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队队长，他在日记中写道：“7月17日，是夜，风雨、冰雹交加，全军人员浑身湿透，寒冷难耐。”可以看出，部队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中行军的艰辛。

时任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的关向应将军也在日记中记录了班玛多变的气候给红军将士带来的困扰：“草地里的气候变化无常，时风时雨，时雪时雹，红军指战员深受其苦。”“7月19日，6军在作木沟露营，大风大雨，接着下大冰雹，部队人员一夜满身通湿，寒冷似湖南三九天气。”红军在日记中所写的地名很多都不统一，这是因为很多地名都是音译而来。

关向应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关向应的日记记录了红军将士在班玛行军时的艰难处境。”周忠瑜说。

高原上的艰难行军

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军长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7月13日，行军——由西倾寺经鱼头寺翻两小山下陡坡到绒玉，约百里。7月16日，行军——由绒玉翻两个小坡到王楼，约50里。7月17日，行军——由王楼翻一大山沿河向上游行至哑龚寺，约60里。7月19日，行军——由哑龚寺进沟50里到作木沟露宿。7月20日，行军——由作木沟翻作木岭又翻两小山到无名坡露营，约80里。7月21日，行军——顺河而下约40里再折北到长梁子山，约50里。”

周忠瑜考证，陈伯钧日记中记载的地名除了西倾寺、鱼头（托）寺在四川境内，其余地名都在班玛。“通过日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在班玛境内行军每天都在50里以上，而且红军行军的环境十分恶劣，不是翻山就是越岭，行军难度可想而知。”周忠瑜说。

张子意、左齐、王恩茂等人的日记里也记载了红军每日行进的路程，四五十里并不是红军行进的最远距离。左齐记述：“7月13日，……行军约120里到绒玉。”王恩茂写道：“从唐牙沟到西倾寺，其名60里，实则100里还有余。”

困境中筹粮

筹粮是红军进入班玛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于红军在班玛时缺粮的困境，张子意将军在日记里写道：“连日天雨，粮缺，帐篷少，掉队死亡严重。”“十七师、模范师因西倾寺出发后，即大部无粮，沿途亦无补充，尽食野菜、皮革、臭尸，致部队极疲困，减员两师达二百人。”关向应在日记中也不止一次提到：“各部队还没有找到粮食，全吃野菜。”

周忠瑜在查阅班玛红军的史料时发现，诸如“断粮”“筹粮”的记载比比皆是。当年，班玛红军缺粮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的王恩茂在日记里写道：“7月12日，早晨雨。在西倾寺休息，不但没有收集七天粮食，而且在西倾寺休息吃的粮食都没有。部队粮食整个说起来只能吃两三天，有的没有了。为着节省带的粮食于继续过草地时吃起见，故部队一律采取野菜充饥。”

据当地百姓反映，红军到班玛时正值盛夏，虽然农作物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像豌豆等农作物是直接可以食用的，但红军指战员们并没有动老乡家的庄稼，而是井然有序地坐在田埂上休息，饿了就到草地上挖野菜、捡牛羊的骨头熬汤喝。红军走后，班玛县的农田依旧是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与群众亲如一家

“到达班玛后，红军将士严格执行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作风，积极宣传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争取到了当地群众最广泛的支持。”周忠瑜说。

曾经见过红军的班玛老乡回忆说，起初，红军来了，老百姓非常害怕，不敢靠近红军部队，过了几天，老百姓发现红军不仅不做坏事，待人还特别和善，大家胆子就大了，慢慢地和红军有了接触。

很快，班玛的藏族群众开始积极主动地为红军提供帮助。大家纷纷为红军筹集粮草。

为解决红军缺粮的困境，班玛群众为红军筹集了青稞、豌豆、牦牛等物资，帮助红军保存了有生力量。

此外，班玛当地群众还救护了不少掉队的红军伤病员。周忠瑜在考察和采访时了解到，家住班玛县原岗西村的何世安就是一位被当地群众救护幸存下来的红军战士。

《红军长征在班玛》中记载，何世安到班玛时因为年龄小，再加上身负重伤，掉队落在了后面。后来，他昏倒在了班玛县亚尔堂乡阿格东哇村的一块豌豆地里，被一位叫唐哇觉巴的群众背到了家里。唐哇觉巴悉心地照料他，喂他吃东西，帮他包扎伤口，治好了他，后来，他多次想找到红军归队，可是未能如愿，他最终留在了班玛。

因为不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当年在班玛，有许多老乡义务为红军做向导，他们一直把红军送到四川阿坝后才返回家乡。索多就是其中之一，他受到红军精神的感染，与红军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红军要离开班玛时，他毫不犹豫地做了红军的向导。

“红军走了，村寨空了，村寨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这是红军走后，班玛民众创作的一首歌谣，歌谣中表达的是班玛民众对红军的深情厚谊。

  “张子意、陈伯钧、王恩茂、关向应以及左齐日记反映了红军在班玛的艰辛，也让后人看到了红军将领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他们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周忠瑜说.